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睪酮也被稱為(17β)-17-羥基雄甾-4-烯-3-酮，是一種甾體化合物，一種已知的人類激素，并且是一種主要用于制藥目的的活性成分。睪酮是用于無睪癥的替代治療、男性更年期綜合癥、陽痿等病的 治療藥物。也有增強性欲、力量、免疫功能、對抗骨質疏松癥等功效。
雄激素假說是一種認為雄激素可以引起原發性前列腺癌并加速其生長的觀點。這種假說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的相關報道，有轉移性前列腺癌的患者被證實可以通過雄激素剝奪治療（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來獲得臨床和生化指標方面的改善。一項歐洲的前瞻性對照研究共納入了643例前列腺癌患者和643例對照病例，通過比較他們的游離睪酮水平，得出結論顯示在年齡＜60 歲的患者中，游離睪酮水平與前列腺癌的患病風險呈正相關。這種高睪酮水平會導致前列腺癌的觀點影響了醫學界數十年之久，一項國際調查顯示，醫師對于睪酮治療最為普遍的擔憂就是患前列腺癌的風險增加。
而現在，雄激素假說的觀點受到了嚴重挑戰，因為大量的證據顯示高血清睪酮水平的男性不會因此增加風險，低血清睪酮水平對前列腺癌的惡化也沒有起到遏制作用。甚至Roddam等18項前瞻性研究的綜合分析發現睪酮與患前列腺癌的風險之間無統計學關聯。盡管ADT治療的效果對于前列腺癌來說是無可爭議的，但是這并不能說明睪酮是它的誘發因素。針對睪酮與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eak systolic velocity，PSA）和前列腺癌關系的meta分析顯示，前列腺癌與睪酮水平無關，并且使用睪酮替代療法（testosterone replacement therapy，TRT）來治療性腺功能低下的同時也沒有增高PSA的水平和前列腺癌的發病風險。
Cooper等向健康的志愿者使用超生理劑量的睪酮最長達20周后，發現PSA和前列腺體積也并沒有因此而增加。對10 311例接受睪酮替代治療和28 029例沒有接受替代治療的患者進行觀察性研究，結果發現接受TRT的男性診斷為前列腺癌的風險更低。因此，有學者提出了飽和模型，即前列腺癌對低濃度的雄激素變化非常敏感，對正常濃度和高濃度的變化不敏感。當雄激素濃度升高至飽和點時，就會出現一個閾值效應，超過這個極限，雄激素就喪失了驅動前列腺生長的能力。也有研究顯示在肌肉注射睪酮6個月后，盡管血清濃度發生很大改變，但在前列腺組織內的睪酮和5α-雙氫睪酮濃度沒有明顯變化，說明在前列腺組織內部存在調節激素的功能。此外還有學者提出了睪酮與前列腺癌的動態關系模式，即觸發和促進前列腺癌的原因是與年齡相關的睪酮下降幅度，而不是單個節點的靜態睪酮水平。盡管睪酮影響前列腺癌的機制還未完全明確，但這些新的假設都為將來深入探究前列腺癌與睪酮的關系提供了指導方向。
前列腺癌分級、預后以及睪酮水平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時存在一些爭議，有研究認為，睪酮水平高，是高級別前列腺癌的危險因素，并且可能帶來更差的預后。Kelly等發現淋巴結陽性的前列腺癌患者經手術或內分泌治療后基線睪酮水平大于500 ng/dL，五年內的生化復發率，明確高出于睪酮水平低的一組。來自日本的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較高的睪酮水平是多西他賽治療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更差預后的高危因素。相反，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低血清睪酮濃度與更高級別的前列腺癌有關。
Léon等的前瞻性研究發現，在接受根治性前列腺癌切除術后的患者中，低總睪酮（low total testosterone，LTT）組、低活性睪酮（low activity testosterone）組、低游離睪酮（low free testos-terone，FT）組 Gleason 評分≥7 分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對照組。而在多因素分析中，只有低 BT 和低 FT 才是 Gleason 評分≥7分以及 Gleason 評分升級的獨立預測因子。在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中低睪酮水平與更高的臨床和病理分期、更高的手術切緣陽性率以及更高的 Gleason 分數都存在著相關性。同時，還有研究顯示，前列腺癌的惡性程度及預后與血清睪酮水平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一項針對 879 例根治性前列腺癌切除術后的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時發現，不同基線睪酮水平與 3 年、5 年后的生化復發率，并不存在相關性，在一項涉及 781 例的研究中還發現＞65 歲患者的游離睪酮水平與高危前列腺癌呈正相關，而≤65 歲的患者與高危前列腺癌呈負相關。還有學者認為前列腺癌根治術患者術前的血清總睪酮是高危前列腺癌的獨立預測因子，并且與前列腺癌侵襲性之間的關系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呈非線性的 U 形關系，即睪酮的最低和最高水平都與高風險的前列腺癌相關。
[1]宋新達,王建業.睪酮水平和前列腺癌關系的研究進展[J].當代醫學,2020,26(28):192-194.